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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理群“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有感

    接近春节了,除了那个挪用公款案,去年的案子基本上都结案了。实际上每年的第一个月都是挺清闲的。春节临近了吗,大家都要过节了,谁还有心思打官司。
    工作少了,那就得抓紧时间看点自己喜欢的书。想想也是的,很多书买了来有很长时间了,愣是没有翻看过。时间真是紧的这个样吗?人生要有紧迫感,60后的我已经没有资格再浪费时间了。
    打开书橱,我努力的搜寻着最想看的书。于是,《岁月沧桑》、《我的精神自传》随我回到书桌。
    《1948,天地玄黄》、《岁月沧桑》和《我的精神自传》是钱理群所著“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买的时候,《1948,天地玄黄》缺货,在读完《岁月沧桑》和《我的精神自传》后,仍然还是缺货,由于太想一次就读完这三本书,于是就买了《1948,天地玄黄》电子书来看。看电子书感觉还真不错。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这不就是我读这部“知识分子精神史”想要知道的吗?
    对发生于1951年秋至1952年秋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学习当代史时接触过,但读完这部“知识分子精神史”,我还是被震撼了。
    作者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沈从文对党的领导的接受,尽管也存在外在压力,但仍然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自觉选择,是自有逻辑的。但随着组织规约的加强,就越来越显得被动了。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实际处境。在给大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得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定决心更改。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他”。这样的接受,是以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为背景的,显示的是反右运动的威慑力。对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就意味着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沈从文在1960年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出这样的话,就不是偶然的:“大处全有党在一盘棋下掌握,不用担心了。惟小处总还是就地要人肯热心做事”。那个一直在关心、思考民族的未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承担意识的沈从文,就这样发生了“转变”。……重要的是,这样的“转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
    “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对于作家们、学者们来说,无异于是“生命的消失”,即所谓的“提前死亡”。于是《边城》读不到了;《日出》看不到了;《家》、《春》、《秋》中的觉新、觉民、觉慧、梅、琴也不见了。
    作者在“后记”说到知识分子们 “依然有‘坚守’。不过我又要首先承认,在我接触到的历史材料中,面对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继续思考者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多舛的命运。
    读这部“知识分子精神史”,可说是读的心情沉重。但也更想知道和了解那些大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故事。于是有了《从文自传》、《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中国文坛沉思录》。虽然讲的事都已相隔半个世纪,但并非“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是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这些大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故事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
    有这些书陪伴,看来这个年不会过的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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