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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独秀传札记(3)

 阅读陈独秀传札记(3) 作者:陈明远 

 
  任著称陈独秀第一次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爱国观念:一是与忠君同义,一是与自由权利同体。前者为“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者”,结果是“爱之愈殷,其愚也愈甚”;后者视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立国之精神在于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共谋幸福,是为现代人的“自觉心”。任著解释道:“所谓自觉即人民必须有人权和民主的觉悟。”
  任著认为:陈独秀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初期,是将民主置于救亡之下,“为救亡服务”。十年之后,“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人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人权依然高于国家。(P080)
  任著将陈独秀与章士钊、张东荪的思想做了比较后认为,章、张对民主的认识远“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把人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民主思想的主旋律。
  陈独秀民主思想第二阶段:
  任著引用1919年12月1日陈在《晨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称陈此时已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区分开,对立起来。这是陈确立无产阶级民主观的标志。
  唐著认为这个标志出现于1920年9月,陈在《新青年》卷发表《谈政治》一文和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
  唐著又引用蔡和森的说法: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转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王著分析到:“1919年,只有率先高呼民主科学的陈独秀一人在五四之后给德莫克拉西予以崭新的可变的因而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
  陈接受无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历史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如下:
  (1)巴黎和会,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破产,以为这条路走不通;另一条路成功,即十月革命之路,尤其革命胜利后,旋即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2)接受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相信,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万倍”。
  (3)中国的现实: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力量薄弱,未形成公民(市民)社会。
  (4)个人宗教情怀,“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步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这一次思想转变后,陈将无产阶级民主观,即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一位深谙党史的朋友对我说:陈独秀的这一次转变,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暴力革命之路,开了一个恶例。但陈的伟大之处是,经过大革命失败,他醒悟了。
  陈独秀民主思想第三个阶段:
  1949年,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把陈独秀晚年书信整理出来,编成油印的小册子。胡适在从大陆撤离台湾的船上阅读后大呼:“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此后至1979年的30年中,这本小册子寂寞地躺在中共公安部档案室的某个角落,无人知晓。
  一过就是80年,当今天的我阅读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时,惊异地发现:陈80年前的思考与我辈今天的诉求几乎没有距离。陈的所思正是我们今天所寻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他的思想;理解了他的苦心。
  此阶段,陈洞见到无产阶级专政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多数人专政后,一旦取消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独裁制就可能死灰复燃。如果多数人专政不能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而是暴力,民主将会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一起被多数人的暴政所消灭。
  唐著认为,1940年后,陈重新估价了资产阶级民主。“资”、“无”的区分被看得微不足道了。这个时期在陈的思想中,民主的概念与五四不同了,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了。民主被视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这个价值可创造出较为进步的制度体系。认为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而是资产阶级为人类文明留下的遗产,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应在继承这个遗产的基础上,而非弃之,另起炉灶。
  王著认为:“如果陈独秀‘最后见解’是一个整体,其中心思想就是关于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是批判继承还是全盘否定,在陈独秀来说是前者”。陈独秀认为:“苏联之所以产生斯大林,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后‘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P336~340
  任著在叙述陈的晚年民主思想时,强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陈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P512~516
  唐著认为,理解陈的晚年民主思想需前后照应:“早年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升华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P780)
  彭述之批评陈远离马克思主义,回到了旧民主主义的轨道上。
  胡适的评论:“独秀抓住了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唐著P779)
  可惜,陈独秀这一次转变止于个人的思想史,未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产生影响,或说其影响力远不如陈民主思想的前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陈是社会公认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领袖;第二个阶段,陈创建了一个政党,并担任五任总书记。而他大觉大悟的最后阶段,却孤独地隐居在穷乡僻壤的石墙院。
  三次转变,历时不足30年。这在一个人的生命史中,意味着急剧的变化和巨大的损耗。
  我有三个疑问,未获答案:
  (一)陈在第一阶段所倡导的人权理念,是民主价值的基本原则,需要一个漫长的启蒙过程,培育过程和科学的制度设计。但它在陈民主思想的后两个阶段,很少被提起,似乎被遗忘了。为何?
  在列宁,在托洛茨基,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对阶级利益的强调远远高于保障个人权利。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权比之阶级,其地位置于何处?如何保障?是否可视为列宁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
  比较而言,英国的自由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将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作为真理和法律的核心被确定下来。但在苏俄和中国,个人权利的保障总是被断送在阶级、国家、革命、战争的名义下,为何?
  (二)唐著记载:“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闻》评论陈独秀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取‘防遏’态度。”这个“‘防遏’态度”的具体表现怎样,唐著未细述。
  任著记载,陈在1919年《告劳动者书》中强调了宪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统领作用,“他说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可以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任著对此评论道:“陈独秀此时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
  我的想法是,陈独秀对阶级的模糊认识,是否可以成为开启他晚年民主思想的一把钥匙?是否可以视为他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思想的衔接点?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不正是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的遗产吗?
  (三)在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中,民主和社会主义哪一个是他追求的终极价值?或者说,陈是想以民主为手段,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还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主的终极目标?
  关于“汉奸事件”
  “陈独秀汉奸事件”在1938年的早春颇为轰动,这是我在党史   教科书上没有看到的。之前,我只知道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发生过一场公开的司法大战;却不知道,诬陈独秀为汉奸竟是由中共发起的—— “早在1936年,就向陈独秀飞去的这顶帽子”,到了1938年初陈独秀出狱不久,风波大起。1938年1月28日,中共《解放》周报上发表了康生的文章:诬陈独秀等与日本人进  行了共同合作谈判,并每月发给托匪中央300元津贴……三部书均有详述。(略)
  任著指出:“对于漏洞百出、造谣伎俩拙劣的《康文》,不值得再费笔墨驳斥了。倒是对当时舆论界的反响不可忽视”。“当时一些报刊把这次事件称为陈独秀事件,并发表许多文章。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笔者见到的有尼斯编、中国出版社印行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和雷宇同编、广东新东书局印行的《攻击陈独秀的反响》”。
  对于这些文章,唐书做了大量引用。如:雷宇同文:“这不仅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而且关系一大政党的道德”。长沙著名人士吴国璋文:“如果他也做了汉奸,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人靠得住吗?如果事出诬陷,则中共干部分子在道德上言,即属负义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敌上言,则又未免陷于自相残杀的绝笔。大敌当前,为什么他们要开这样大的玩笑?”
  这些文字,复原了“事件”所造成的社会气氛。
  在有利于陈独秀的舆论面前,汉奸一词,已经不属于陈独秀了。
  然,三部书均描述了另一个事实: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并没有立即对陈独秀汉奸问题做出澄清。
  对谎言的公开更正是在40多年后的1980年代后。共两处,一处是旨在限制对陈独秀的研究和宣传的一份中宣部文件——《关于严肃注意防止发生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问题的通知》中。一处是1991年7月出版的毛选注释校订本。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2-21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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